回国就是要为国家做事

口述/宋永华　 整理/冯新刚

宋永华，1964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市，1984年在原成都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1989年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1989～1991年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1991年留学英国。1997年，他作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工程学教授就职于布鲁内尔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2004年7月当选为英国工程学的最高殿堂——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成为了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留英华人。他在能源、信息和控制工程等领域享有国际声誉，曾发表300多篇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著有5部英文专著，先后担任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国家“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之一。2009年回国，现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把事情做好

我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1年之前在国内完成了所有在校教育，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出国做访问学者。我去英国纯属机缘巧合，1989年有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在会议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会后就有几所英国大学邀请我去讲学。到了英国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英国我主要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2009年我回国发展，这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只感觉万里关山从头越，又开始迎接新的挑战。

先说说我在国外的这十几年。我到英国之后，先在布里斯托大学做英国皇家学会的访问学者，之后在几所大学做科研和教学，后来再做行政管理。这与一般的留学生出国求学，完成学业后再工作的过程不同，我的教育全部是在国内完成的，从小学到博士，国内20多年的学习生活对我此后的科研和教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刚到国外，感觉比较辛苦。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摆正心态很重要。我刚去时只能做一些学术交流，讲述在国内做的研究，后来进入了自己感兴趣的学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回想起我的成长道路，从大巴山一路走来，从成都到北京，从北京到国外，凭着这股子闯劲，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过程中，我始终坚定一个信念：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把事情做好。例如到公司到学校去介绍自己的学术成果，争取项目，就全靠自身的能力、热情和执着去打动对方。我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都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一点点去争取的。大的项目做不了，就做小的项目，把小项目做好，赢得对方的肯定，才有机会做大项目。

1991年刚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时的宋永华。 

刚到英国教书时，因为存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课前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从课件的准备到语言的组织、板书、投影等等，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在教学时我也结合了国内的学习和教学方法，我想这是我和其他教师相比的优势之一。

在英国时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由于初来乍到，别人不了解我，也没人邀请我去讲学、作报告，所以在学术会议中对别人的研究成果提问就成了让大家了解你的重要途径。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针对一所大学给英国国家电网公司做的项目，提出了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有见解的想法和思路。会后，英国国家电网公司主动来找我，请我对相关问题深入分析，之后又邀请我做这个项目的评审，我也就此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这成为了我承担的第一个项目，我的学术水平也开始得到了国外同行的认可。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英国讲的第一堂课，在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因为是第一次做讲师，既没有在国内讲过课，更没有在国外听过课，加之利物浦英语口音很重，所以我对第一堂课下了很多功夫。一是去旁听别的老师讲课，向他们学习；二是认真做好备课工作。刚开始还是比较紧张的，好在一段课讲下来，学生的反应还不错。尽管存在一些语言上的障碍和教学方式上的差异，但因为自己做了充分的课前准备，课堂上与学生积极互动，所以取得了成功，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因为我始终把教书育人看作是教师最重要的工作。

国外的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不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单位，不论做什么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融入当时当地的环境去做事情，而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脱离现实的态度去做。要以当地的思维去想问题，不能只想到让环境接纳自己，更多的是要主动去融入环境。后来我当副校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发现很多国内来的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学习包括工作总是有自己的小圈子，融入不了大环境，无法让别人了解你，你也无从去了解别人，这就大大限制了自身能力的发挥。

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电力工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市场、经济、管理、组织、优化、稳定控制等问题。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带领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在英国电力工业改革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 2004年，我被评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谈到科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种踏实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不管是什么领域，只要选择了，就要踏实地把它做好。要坐得住，然后沉浸进去。科研不会速成，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执着的追求，才可能收获满意的成果。

和英国工业界同事在一起。

是时候回来为祖国做些事情了

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在英国高校里，我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新课程的开设等。在这十几年的教学工作中，我既吸收国内教育注重基础培养的优点，同时也结合英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的特点，积极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最佳途径。1997年我被布鲁内尔大学聘为终身教授，2004年被任命为副校长，分管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工作中，我对英国的教育体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包括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体系、质量保证体系、科研管理体系等。同时我在学校里担任两个很重要的委员会主席，教学委员会和研究型研究生委员会。这几年我一直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对国外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对国内外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工作期间，我获得了更多和国内教育界交流的机会。这些年来，国内有30多位学者到我所在布鲁内尔大学的研究室进修和合作研究。同时，我每年都回国好多次。我积极参与国内电力改革项目，到许多省网去实地考察，并承担了联合国开发署的中国电力市场改革项目首席顾问。21世纪，世界各国对电力都更加关注和重视，中国电力每年新装机容量相当于英国全国的总装机容量。在中国，能源和电力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机遇和技术创新。

任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校长在一起。 

2007年，利物浦大学邀请我出任该校副校长，同时兼任在苏州的西安交大利物浦大学的执行校长。西安交大利物浦大学是由教育部批准的“强强联手”的中外合作大学，是可以实现将中英教育优势相结合的有机载体。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感到中外高等教育有许多可以相互借鉴之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急需有创新能力的优秀高端人才。在英国任大学副校长的经历，给了我对高等教育思考和实践的宝贵机会，我希望对祖国的人才培养有所作为。

回清华大学工作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我是从清华出去的，彼此都比较了解，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不少人问我，你在英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现在放弃那边的一切回来，不感到可惜吗？

可我认为，能推动中英两国间的教育、科技、文化交流，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我希望成为中英两国教育科研交流的桥梁。我想，是祖国培养了我，是国内众多老师培养了我，我在国内学有所成后在英国工作了将近20年，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是时候回来为祖国做些事情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教学和科研，是在大学工作的主体。明确了主体，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前我每次回国交流访问，都是以客人的身份，现在回来工作，成为主人了。虽然在国外打拼了近20年，得到了当地社会的认可，也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东西，但回国后将面临新的环境和挑战，即将倾我所能为国家建设和科教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我感觉非常兴奋和自豪。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成就。接下来的30年，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比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等等。如果说前30年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后30年就要在科技创新方面上一个台阶。中国要在世界上站得更稳，走得更靠前，就要加大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选择回来，相信有广阔的舞台为祖国奉献智慧和力量。

任利物浦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校长在一起。 

回国工作一定要有信心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在英国的人数也就几千人，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到1997年，全英国才有两三个来自内地的华人教授。而到了2009年，在英华人教授已经有将近150人了，高校里的华人教学和研究人员3000多人，留学生人数也达到了七八万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英两国间的科教交流也不断加强，特别是高等教育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留学生为中英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留学人员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大的飞跃。大家都有一个心愿，都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有的人在国外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实现为国服务的心愿，促进所在国和中国的交流，有些人更愿意回国工作。但回国总会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工作环境问题、家庭问题、孩子教育问题等等。现在国外有很多改革开放初期出去的，他们的孩子大都是在国外出生上学的，回来之后存在语言环境的差异。另外国内的发展很快，变化很多，在国外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回国却不容易找到能发挥自己作用的位置。这里我想说，信心是很重要的，回来后要融入国内的环境。想想我们出国留学，两眼一抹黑，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文化都能闯出一条路，那么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难道还没有信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来吗？

回清华工作算是我的二次创业吧，我非常感谢学校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在回国后的这半年，我也有很大的触动。清华园里，从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都兢兢业业，由于事务繁忙，经常加班加点，他们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和全身心的投入让我感动。另外，我对国内高校的学生感触也很深，学生素质普遍提高，原来好的学生很多都去国外留学发展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留在国内继续深造，这是很大的转变，是国内大学和国外知名大学实力接近的体现。如今新一代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增强，清华毕业生有的选择去西部工作，选择去汶川地震灾区发挥自己的力量。这些感动加深了我对国内教育环境的新认识，增强了我为国家科教事业的发展继续努力的决心。

更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现在吸引人才的政策非常好，例如“千人计划”，这项举措在国外学者中影响比较大。高层次的人才竞争是国际化的，很多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政策。我们国家针对海外留学人才的政策是稳定而持续的，这样就能够吸引更多准备回国或正在观望的华人学者。我很庆幸，我人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都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我想，作为国家“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我们这些先回来的人应该充当这样的桥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切身体验让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到祖国奉献力量。　　  （封面、题图摄影/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