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钟爱的“两个”伦敦

文／邵科

邵科，又名邵胤植，江苏宜兴人。先后获得南京大学法学学士、伦敦大学知识产权法学硕士、博士学位，2006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在英国攻读博士期间，获得玛丽女王全额奖学金资助，深造于伦敦大学玛丽女王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所，师从国际知识产权法权威、牛津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资深成员、现利兹大学法学院教授格拉罕姆·杜菲尔德（Graham Dutfield）博士。

现任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法学院讲师、亚太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项目主任，并任中国历代孔庙雅乐保存与传播中心澳洲事业部主任、澳洲Minter Ellison律师事务所中国研讨小组成员。在包括英国知识产权协会《知识产权季刊》、《北京大学知识产权评论》在内的国内外知名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10篇。目前主要研究全球知识产权政策及知识经济战略、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等。

6月，西澳大利亚已是深秋。四季虽不分明，但也能偶见一些金黄色的落叶树，刹那间感受到微凉的空气，还以为身在英国。英国给人的印象稳重深沉，秋冬时不充沛的阳光里树叶逐渐飘落，因多雨而堆积青苔的古老建筑高大密集，身穿黑色风衣的上班族随着悠扬的钟声匆匆来去，这些都是典型的英伦光景。

这也是我内心深深怀念的伦敦。飞奔的光阴一经沉淀，美好的景象总是占据了大部分记忆。但是，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个”伦敦。到过伦敦的人多半会觉得伦敦与想像有很大距离。许多地方十分衰败冷清，曾经的工业繁荣残留下来的废弃厂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兴建的简陋公屋、幽暗生锈且充满霉味的地铁站，正是“另一个”伦敦的写照，不必讳饰。

“两个”不同的伦敦，这种视觉反差经常冲击着我的大脑，但从未使我困惑过。2001年，去英国之前，我在南京大学完成法学本科学业。10年前中国主要大学的法学院里多被近乎经院式的风尚所统领，师生们对西方法律充满兴趣。我曾是最虔诚的少数人之一。虽然热衷于精深的法理，欣赏西塞罗的正义观和洛克的自然法，但和许多人不同，我天生缺乏盲目崇拜西方的热情，因为我同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服膺其毫不逊色的无数宝贵资源。正是抱着汇通中西、探求报国之道的素志，我选择来到西方现代文明滥觞之一的伦敦。

一

其实“两个”伦敦都为我所钟爱，因为它们完整不可分割，让我从一个大国的世态民风中，客观真切地体验着文明的利弊兴替，从而保持平等心、平常心，将当代西方视为人类发展的某个过程，而非完美典范。大英帝国衰落了，但它仍然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仍然拥有世界的金融中心、一流的学术人才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再过一百年会如何？长江后浪推前浪，循环或有长短，却是常理，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应当看得很透。16世纪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欧洲耶稣会士惊叹明朝的先进，自愧弗如。中国旋风如此强大，不但满足了欧洲人的审美需求，亦启迪了法国的民主思想。正如当代汉学泰斗安田朴（Rene Etiemble）所说，欧洲一不小心曾被中国化了。但到了19世纪，黑格尔便可大声断言，中国文化已经处于极低微的地位。从此，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就没有彻底翻身过。

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延续着黑格尔的心态，而不能将数百年来中国遭受的艰难挫折，视为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个波澜。他们头脑里的中国是静止的，静止在落后中。许多西方人批评中国时底气十足，一旦被问及中国的历史时事，却似是而非、一知半解。这种盲目的自信毫不奇怪，因为人的心理天然倾向于一种厚此薄彼思维，失意时这山看着那山高，得意时妄自尊大。西方仍在得意时，所以西方中心论仍然根深蒂固。我们则相反，辉煌的汉唐早已没了感觉，以致颇有一些人，想像着西方国家充满了民主、平等、自由，忿忿然认为中国一切都不行，似乎只有西方的主才能拯救中国。

切莫自卑，亦不可自大，而应当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平等地观照中西方文明的变迁，我将之称为“等量比论”。非等量比论的思维多从眼前倒推过去，实是西方中心论的根本症结。比如，人们广泛指责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的制度与观念，但却不知这些范式在西方也不过是晚近才得以发展，正如英国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被发明的传统》一书中指出，西方许多看似悠久的传统不过是近世的发明而已。但西方人却先验地自信其现代化的辉煌来自这些早就牢固确立的传统，并且是其他社会所不具备的。19世纪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便是这种思维的代表。

其实，漫长的挫折之后，中国必将再次复兴，因为中国文化非但不与现代性不相容，且更具备目前西方文化中不具备的、进一步推动人类现代化的某些积极要素。现代化不是静止的，可以说现代化远未达到。西方只是开了个头，中国不但要接着走，更要再进一步，起码不应重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这不是说，不要再学习依然领先的西方了，正如徐光启所说，应当是兼收并蓄、会通而超胜。

二

如何使人们“等量比论”地改变对中国的误解？不能光靠富起来，文化软实力同样重要。人除了自卑自大的天性外，亦有受感官左右的天性。一切学术都源自生活，一切生活又源自感知。如果不能从感官上震撼人们的神经，又如何从心理上使之折服？西方人的中国印象充斥着诸如扭秧歌、舞狮子、大红马褂之类的俗文化。我曾向一位英国法学教授解释中华文明的高度成就，他狐疑满腹，想不出庸俗的唐人街还有过高雅的祖宗。相反，在西方，西装革履、绅士风度、整洁文明，这些西方高雅文化仍然占据目前西方社会舆论的主流。2002年，我在伦敦目睹了英女王登基50周年金禧大典，其衣冠之美、曲乐之盛、威仪之隆，正是孔子所谓恰到好处、文质彬彬，其文明成就之高，实在叹为观止。

一位学者曾说，本土化需要实力。西方舍得经济投入来塑造其文化形象，中国亦当如此。仅仅抽象地从思想哲学上为中华文化呐喊，而不翻新外在形象，恰如画饼充饥，很难使西方人从心底里相信中华民族是值得等量比论的。我目前在参与由中国的祭孔雅乐专家艾春华、江帆两位老教授主导的孔庙雅乐保存计划，正是想迈出向世人再现中华文明本来具有之精湛与尊严的重要一步。最终，这些硬件建设将推动中国价值观的传播。

正是多年在英国的生活，使我深刻领会到，等量比论才是解决中西之争的原点，只有它才能惊醒崇洋之顽愚，唤起国人从自己的文明遗产中复兴民族的信心。留学生活与出国观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切身的、全方位的，后者则像“观光”这个词本身，走一走，看一看，全是表面感觉。不出国却拼命思考着就更不同了，那可以天马行空，全凭经验主义和好恶，要么苦思，要么狂想。正是基于此，我目前在莫道克大学负责中国法项目，也是鼓励澳洲学生亲自到中国去感受变化的震撼力。

我的博士研究也是以“等量比论”为基础的。读硕士时开始选择知识产权，不只因为它充满活力，更因为它旨在探究求知创新这一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我博士研究的出发点是挑战哈佛大学安守廉（William Alford）教授有关中国文化漠视知识产权的论点。这一论点对国际学术界、法律实务界和产业界的误导极深。成书于20年前，安氏所得史料虽不充足，却也略能证明中国文化中曾产生了知识产权观念，可他一笔带过这些史料，以致大多数人视中国文化为知识产权之大敌，而忽略了国际知识产权之争的本质是经济、政治之争。安教授似乎想不通为何盗版猖獗的中国竟也曾有过知识产权的观念——这不幸正是从眼前倒推过去的非等量比论的思维。

我的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过程，搜山煮海，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片断，涉及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经济学和科技史学等多种学科权威学者的著述，系统反驳了安教授的观点。据此，我又提出了目前西方学界苦苦寻觅的知识产权理论新思路。这一研究是实用的，绝非空谈，因为它首次动摇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的知识产权观，为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反复呼吁的全球知识经济正义新秩序提供了启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建构。

三

我的这些探索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我的故乡宜兴是典型的江南景象，山清水秀，不但因神工妙夺的紫砂闻名，历代更是人才辈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近现代中国名牌大学多曾有邑贤担任校长，如北大的周培源、台大的虞兆中。又有徐悲鸿、吴冠中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宗师。

父母悉心的教育使我很小便陶醉于这种文化意境中，求知自然成为最高目标。而我又一直有一个就近的榜样，便是我的舅父——国际航空力学专家吴学仁教授。当然，父母的贡献远不止于教导知识，更宝贵的是他们最无私的关爱对我灵魂的陶养。特别是母亲，呕心沥血，是我为人处事的导师。出国没有不遇到困难和考验的，对我而言，如果没有这些熏陶和亲情，可能很难保持不断奋斗的灵感和动力。攻读博士的3年，有两年居于泰晤士河畔的Dockland，每当夕阳西下，或是清风明月，我常和妻子沿河边散步，习惯于凝视奔流的河水和对岸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思念祖国、故乡和亲人。这种心情一直伴随着我们，虽有感伤，又何尝不是勉励。

2007年2月初，伦敦还在深冬季节，我和妻子即将回国，于是特意抽出一周，重温我们5年的足迹。不论是雄伟古朴的宫殿，还是破旧萧条的小巷子，都是我和一直作为支持者和默契者的妻子充满深情的地方。这一周竟没有下雨，太阳十分暖和，之前不久又难得享受了一个光亮的金秋。上天也许知道我们特别热爱自然，所以赐下这份无形、永久的厚礼，想让它定格在我们离别的记忆中吧——而这些，正是我在日照充沛、碧海青天的西澳州时常想要寻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