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生的“道”之术

文/王静

姜生，1964年生，分别在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入选教育部第二批“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教育部首届“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现任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项目《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主持人。

2008年，姜生以“科学、道教与再启蒙”为题申报的项目，获得由美法两国大学联合主持的“科学与信仰全球透视重大奖励计划”（GPSS-MAP）国际研究项目奖，这是姜生第二次获得GPSS这一著名的国际学术奖。该奖是由法国巴黎多学科综合大学和美国艾伦大学联合主持、美国约翰·邓普顿基金会资助，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科学与不同文明背景中的精神文化关系研究。计划主持人、美国艾伦大学普罗那·达斯教授在给姜生的正式通知函中说：“您的项目给评审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期待着在科学与精神研究领域，您的才智在学界同行、学生以及公众中间有更为广阔的发挥。”在巴黎郊外国王行宫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握手的那一刻，达斯教授兴奋地说：“您将成为这个领域中的领导者！”

入“道”之初

“道教”，在很多人眼里神秘而遥远，而“道教与科技”，更是个扑朔迷离的话题，尽管鲁迅先生早已有“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断语。姜生说，儒释道在中国缺一不可，儒家是用以规范社会、人伦的一套系统，道家是以生命学说为基础的一套生存哲学系统。不应该说道教和道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人，而是中国人用它们表达了自己。道家文化已经渗透于国人骨髓，达到《易经》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所以在西方人眼中，道家文化才是中国人本质上的东西。只是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使道教的宝贵资源被藏至深山，成为亟待开发的思想宝库。

四川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曾任《红旗》杂志编辑的著名中国哲学史家陈德述研究员在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颇有感慨地说：“姜生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学者，在他的著述当中，处处可见对民族传统和现实问题的关注。”1995年春天，在评阅姜生的博士论文时，陈德述写了这样的评语：姜生是四川大学培养的最优秀博士生之一。并破例在博士论文的封底用红笔写下了一段话：未来中国的哲学家，将产生于这一代学者当中。“很多年过去了，我和这边的不少同事一直在关注他。现在看来，他确实非常优秀，可以说他的成就为我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争得了荣誉。他在《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一卷导论中提出的文化攫能性理论，对于历史学、文化学和科学史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相信，他会对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不起的贡献。”

姜生治学有一大特点，就是倾心投入，如同遁入世外桃源，悠然忘返。从山东大学本科、复旦大学硕士、四川大学博士一路走来，他徜徉在历史的海洋之中，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万千气象，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道家及诸子学说的神奇隽永常常令他如醉如痴。博士阶段正式进入道教研究领域，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的坐标上，朝着多个方向纵横捭阖。伦理学、社会学、思想史、宗教学、人类文化学，各科知识重新整合，就像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走了一遭，姜生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他文思泉涌、新见叠出。他认为人类文化有两大系统，一是秩序文化，通过伦理系统把人类的秩序安排好；另一个是工具文化，通过科学技术等工具系统，不断获取资源，以保障人类的生存。文化攫能性理论，逐渐成为当今科学解析中的一种代表性新理论。

凭着突出的学术成果，1995、1996年，姜生连续两次被破格聘任为副教授、教授。

拓荒于道教与科学

1998年，姜生成功申报国家项目“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在他的前几部书中，已经对两大系统之一的伦理系统进行了梳理，按照他理论上逻辑发展的必然性，下一步需要探讨的是工具系统中的科学问题。所以，关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逐步进入他的研究视野。

如果说从历史到宗教，还没超出人文学科这个大范畴的话，科学技术史则属于另一番天地了。他就这个问题请教前辈，老一辈学者感叹道：“我们想了一辈子都没能做，涉及的学科太广了。”

中国科技史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道教的角度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研究在学术界期待已久。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抢占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制高点。而李约瑟深知道教与中国科技史的不解之缘，他在中国收集史料时，就得到过一套《道藏》。他认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根本”，他为自己取的姓氏（李），便充分表明他对道祖老子（李耳）的尊崇。但《道藏》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毕竟太艰深了，文化障碍使他只能在道教文献的海洋里徘徊几圈。其他学者编的中国科技史由于历史局限也都极少涉足道教。所以，这一丰富宝藏一直没有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系统发掘。

姜生的自然科学基础不错，高中阶段他一直是理科尖子生，即使后来以人文科学研究为专业，他也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心。说起来算得上是标准的发烧友，他自己动手设计制作的高清音响，从做工到效果都让物理系博士生朋友惊叹。在成都时，导师心爱的楠木书柜上古锁的铜钥匙丢了。他拆下铜锁仔细观察，找来一段铜丝敲扁，愣是用铁锤加剪刀做出一把钥匙，开了锁。他时常把这种“大脑串门”当作最好的休息。对姜生而言，大千世界人文物理无不充满魅力，所以总是追根究底兴致盎然乐在其中。同时，姜生强调说，此时对道教与科技开展研究也具备了一定基础。1996年四川大学的卿希泰先生已经带领队伍完成了《中国道教史》四卷本，学术界对道教的认识有了相当进展，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道教，对道教作进一步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可能。

深厚的学养、融汇多学科知识的能力，使姜生具备独特的学术优势。“要善于为研究创造一个新的起点，让历史学飘逸出精神的思想的东西……”多学科的知识基础使他获得匠心独具的理解力和体悟能力。他有一个习惯，即使睡觉也在枕边放一个笔记本，时常半夜间灵感突现，“就像计算机的屏幕突然亮了”，几乎来不及开灯，马上抄起笔哗哗记下，捕捉天降神赐般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而“往往就是那关键的几句话，决定了学术的亮点”。有时研究数学史料，突然一个题目闯进大脑：“数学同中国思想史的关系”，立即顺着思路信马由缰，一口气写下六七千字。在他的著述中，深邃的思想伴随着精彩的论述屡屡跃入人们的视线，冲击着人们的大脑：“正是在科学驻足的地方，宗教展开他的翅膀”，“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长期互动‘博弈’过程的产物”，“道教的神仙信仰反映着信仰者的终极关怀，它的全部激情都倾注于生命的延续”，“道教是那个与西方文化有很大区别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它赋予并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兼容性……道家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动态的思想库，它在漫长的历史上广泛吸收、改造和发展了众多的文化要素，这本身就是道家思想的反映。”他也强调勤奋的力量，“要及时捕捉灵感的火花，不要懒惰，否则它会生锈，会被你遗忘”。他更重视与朋友间的交流，“在特定情境下思维的碰撞，就像物理学上的‘隧道效应’，加压到一定程度，瞬间击穿，新的空间产生了……”

1999年姜生的《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获得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项目，2006年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420-1911)》又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姜生逐步踏出了一条道教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术新路。

树立国际性的学术标尺

从1998年课题被批准立项，姜生便与合作者们组建学术团队。研究医学史的王家葵博士，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工作，姜生从他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他的才华，认定他可以参与此项工作，两人一见如故，在学术事业中结为莫逆。作者队伍主要由中国大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地从事道教史、医学史、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者组成。1999年，姜生在成都组织第一届“道教与科技史”研讨会时，中国科技大学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前辈张秉伦教授感叹地对他说：“姜生啊，我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学者成就我们的梦想！我们曾专门组织师生翻检《道藏》中的科技史料，但我们不懂道教、不敢做，以后我和我的学生及同事将全力支持你。”课题组至今与中国科大科学史系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

姜生还把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学者纳入阵营之中。美国学者席文，是李约瑟之外最著名的科技史学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通过实验研究道教的炼丹术问题。他坚定地认为，道教与科学没有任何联系。“道不同不相谋”？否，姜生偏偏请他来做顾问。

在这个团队中，姜生杰出的组织能力、不计私利的包容精神，使得这一来自众多学科、广泛地域的学术团队配合默契，气氛融洽。书稿出来后，20多位作者风格不一，体例各异。他批阅增删、润色升华、贯通全书。科学出版社的一些老编审看了书稿感叹：“很多年没看到这么好的稿子了。内容好，文字清新漂亮，表达准确、很有品位。”国际著名的科学史家、天文学史家、中科院院士席泽宗审阅后，感到确实多有前人不及之功，甚为欣赏，不仅担任顾问、名誉主编，而且亲笔作序。

从1998年到2002年，经过多个国家、地区20多名学者的共同努力，由姜生、汤伟侠主编的140多万字的巨著《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终于出版，成为第一部系统阐述道教学术思想中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大型著作，多学科角度，辅以丰富的图表，介绍了我国汉魏两晋时期道教在化学、医学、养生学、天学、地学、物理学、建筑等科技领域所取得的令人赞叹的辉煌成就。席泽宗院士在序文中，将它与李约瑟、原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称为“三箭齐发、成果辉煌”的巨著。

这期间，经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路遥教授、山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育济教授大力举荐，展涛校长亲自主持，姜生被调回了山东大学，担任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育济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近几年来，山东大学历史学学科建设连续取得突破性进展。2003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专门史博士点，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同年又取得了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最近还成功申报了中国古代史专业国家重点学科，作为学术第一带头人，姜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在王育济院长看来，意义还不仅仅在此，“姜生的独特优势在于，具备高水准的英文学术能力和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正因如此，他的研究成果才能每每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而且总是能够形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国际学术团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姜生为我们人文学科未来的发展，树起了一个国际性的、更高的学术标尺。”

占据别人无法替代的学术位置

独立思考，敢于质疑，不盲目相信任何已有的定论，始终是姜生一贯的治学方法。很多学者常常将国外学者的观点奉为圭臬，姜生却能够理性对待。上世纪末，他在一篇讨论早期道教的论文中否定日本学者的观点，自成一说，引起同行关注，被日本的国际道教权威刊物《东方宗教》破例分两期连载，那是这家刊物第一次发表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

2001年，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在国际学术界遴选《科学与宗教大百科全书》的学科作者，在包括德国、日本、法国等各国学者在内的众多人选中，姜生最终被推举为《道教与科学》的撰稿人。后来美国其他学者在主持同类项目的时候，也都找他承担这方面的内容。

早在2000年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姜生努力去感受当地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与我不同之处，保持着与众不同的视角。他发现，那里的同行之间在学术上的取向和不同成就，不仅是学术背景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独特的位置，“这种学术逻辑使他们不能不走向一个又一个新境地”，这给姜生最大的启发就是如何寻找自己的学术位置。姜生说：“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必须在对学术界整体鸟瞰以后，清理出头绪，才能找清楚自己的学术位置，之后做出来的成果才有存在的价值。”他极为看重这种学术上的独特性。他曾经对学生说过这样的话：不能抄袭别人，内容自不必说，选题不能抄袭、视角也不能抄袭，除非你能如旋风一般全面更新那个空间。他锐意创新的学术、教学、演讲，深得本科生、研究生和一些青年教师的敬重，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批“粉丝”，讲座堂堂爆满。

 西方思想界逐步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科技发展逐步带来很多问题，而西方文明不足以使他们面对所有问题，他们希望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都来共同面对，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提供更多智慧，所以《道德经》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圣经》的被翻译最多的经典，畅销于西方世界。而姜生也在叩问苍穹，叩问宇宙，思索着一个个未解之谜：人类应该怎么发展？学者有着怎样的社会责任？道教思想与现代科技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什么互证？对宇宙、对人类未来有什么新的启示？

从道教研究的大门进入，姜生逐步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正是殊途而同归，独立思考之必然。

姜生沉湎在他的学术王国，思维却如天马行空无所拘囿。他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传播古老的东方文明，参与国际学术思想对话。他的合作者、香港学者汤伟侠博士说，“姜生先生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他锲而不舍的精神不但值得后辈学人学习，也值得我们同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