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留学生

近代以来，海外学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虽置身异域却时刻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在中国留学史上，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都成为引发大规模回国潮的契机。

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既造成了全国人力物力的大流离、大漂泊，但也使全国的有志之士在大漂泊中达成了大聚合。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留学人才的聚合。国难召唤着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中断学业，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回到祖国的怀抱，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帜下。抗战前夕，海外中国留学生共约1万人。这是迄今为止的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情景最为壮观的一次回国潮。

抗战时期回国的留学生唯一信念是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战时回国的留学生中，他们毅然中断难得的留学机会和放弃即将获得的学位。有的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国外安逸的生活，甚至别妻抛子回到祖国。

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总体较量，其中人才的优势与否对战争的胜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留学生乃高级精英人才，无疑是国难关头的一支生力军。

奔赴延安的留学生中，少数是中国共产党员，多数是倾向进步的左翼学生。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以更快、更猛的速度传播和扩散。这股“马克思热”随着出国潮而延伸和波及到海外留学界。其中以留日学界的回应最为热烈。当时日本军阀对外穷兵黩武，日本警探对留日学生的秘密抗日活动侦查监视极严，而对在书店公开购买和阅读进步书籍则不加干涉，其思想文化环境反而较为宽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东京成为30年代中期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的集聚地。

据部分留日学生后来回忆，当时左翼留日学生组织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二、三十个，参加人数约有五、六百人，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1/10左右。不同团体之间虽然各有侧重，但均以抗日救国和学习马列主义为宗旨。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少进步学生急欲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组织联系。大革命时期留日学界曾建有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介绍和引导进步同学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在留日学生中发展党员。

抗战爆发后，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东京各进步文化团体，将进步同学分期分批插进归国留学生中间，让他们从中发挥引导作用。故战时奔赴延安的留学生中，留日学生占了大多数。

诗人柯仲平留日期间，他组织在东京的中国云南留学生成立“理践社”，对马列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进行过认真的学习和研讨。“七七”事变爆发后，柯以满腔热忱身赴国难，于1937年8月由东京秘密归国，11月抵达延安。一到延安，柯即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训练班组长。1938年7月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相继担任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副主任和边区文协主任等职。

王阑西，1934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37年夏回国后，与嵇文甫、姚雪垠、范文澜等共同主编《风雨》周刊。数年间，王阑西先后创办和主编过6种报刊，为战时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战时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回国留学生，除担任宣传和政治工作外，从事教育工作者也为数不少。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等，均有回国留学生，或为学员，或为教职员。

抗战时期，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备对激进青年的吸引力。正如五四青年投奔广州国民政府一样，陕北延安很快成为有志青年向往的目标。奔赴抗日根据地的留学生多数在学习和工作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牛犇1935-1937年留日学习美术，1938年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队，1939年在山西长治县创办民族革命艺术学校，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汇集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版画家刘岘，1934-1937年在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留学，1938年参加新四军第四支队；剧作家杜宣，1933-1937年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组织部分进步青年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作家陈子谷，1934负岌日本，七·七军兴后，他直奔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担任敌工干事。

此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田间、高长虹，皖南文联副主任蒲风等，均是战时归国留学生。

除留日学生外，留欧留美学生也有部分奔赴抗日根据地。与留日学生相比，欧美留学生一般学历较高，颇受根据地的重视。如1939年中共中央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时，副院长陈康白和教育处长屈伯川均是新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陈康白后升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另有一位毕业于柏林大学经济系，曾任旅德华侨反帝同盟书记的江隆基，回国后，初以西安绥靖公署政治处上校秘书身份协助中共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继被任命为陕北公学副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1942年被任命为延安大学副校长。

像陈康白和江隆基这样受到重用的战时归国留学生尚不乏其人。余光生，1929年负芨美国，入密西根大学学习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其后在美国担任公路测量工和绘图员等职。1932年3月，余光生加入美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美共中国局委员、书记等职。1939年底，余光生回国参加抗战。最初在延安担任洛甫（张闻天）的秘书，兼管延安华侨事务。《解放日报》创刊后，余光生先后担任该报国际版主编、代理总编辑、总编辑和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等重要职务。《解放日报》是当时延安党的喉舌，党将重任托付于他，说明党对这位归国学子的充分信任。

《新华日报》也是战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的重要宣传阵地。该报创办初期有新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戈宝权担任编辑工作；1942年后，又有留德归来的乔冠华加入。乔冠华先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德国土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他返国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回国之初，乔冠华曾在余汉谋的四路军总部当过一段时间的参谋。1939年，经廖承志介绍，乔冠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乔冠华转赴重庆，入《新华日报》社工作，负责国际述评。从此，他的那支风雷之笔使《新华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大放异彩，被当时圈内人士誉为“第一小提琴手”。

欧美归国留学生大多学有专长。尤其是一些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更为抗日根据地所急需。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淮南解放区筹办淮南大学，约聘1939年回国的留美工程师、土木建筑专家陈端柄筹办校务。陈端柄毅然放弃之江大学的教授职位，欣然应允任职一年。另有一位留美归国博士、有机化学家邢其毅从上海、昆明长途辗转到淮南参加新四军，在淮南军医大学担任化学教授，从事药物的研制和生产，为新四军的药物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解放区培养了一批药物学人才。

抗战时期，到底有多少归国留学生奔赴抗日根据地，因缺乏统计资料，现已无法确知。粗略估算，大约在200人以上。这虽然仅占战时归国留学生的一小部分，但对当时急需高级专门人才的抗日根据地来说，这个数字已是十分难得。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工农群众基础不够，于是大量吸收工农，尤其是农民入党，并逐渐以贫农为干部建立起庞大的基层组织。抗战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依靠数量庞大的农民干部还不够，必须吸收一批知识分子转为党的中上层干部。故此，中共中央于1939年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共自成立以来，除自己派遣过一批留苏学生外，抗战时期赴延安的这批留学生是人数较多的一批。中共自己派遣的留苏学生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人才，而战时赴延安的留学生多为应用知识型人才，为过去中共人才库中所少有。故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大都予以重任。可以说，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归国留学生有着紧密的联系。

(原载《神州学人》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