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留学生群像

掀起近现代留学史上规模空前的回国潮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一时之间，海外学子纷纷缀学归国，掀起了近现代留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回国热潮。

抗战前夕，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总数达六千人。中日战端一开，留日学生即首途归国，其势如潮，不绝于途。不到2个月的时间，留日学生回国者近四千人。到10月下旬，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与此同时，欧美留学生归国者亦络绎不绝。抗战前夕，中国在欧美各国的留学生共约四千人，到1938年5月，回国者几占一半。

一般而言，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出国后，在有较佳物质条件或较理想的工作环境以发挥专长等等的吸引下，颇多滞留不归。然而在近代中国，尽管政局混乱，科研条件落后，物质生活艰苦，工作环境不佳，但留学生的回国率却相当高。这除了近代中国留学生对祖国的强烈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外，似乎作不出更恰如其分的解释。而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产生又与近代中国留学生所处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联。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是日本人前往留学的国家，但自19世纪中叶以后，形势逆转。中国国势日衰，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一跃而成富强之国。甲午一战，中国惨败，日本人从此幡然改态，由昔日对中国的敬仰心理转为轻蔑和藐视。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自然首当其冲。

郭沫若留日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文，受的是东洋气”郁达夫则在《沉沦》中思量着：“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么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近代以留日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不少，几乎篇篇如《沉沦》一样充满辛酸血泪。但为了寻求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知识，长期以来，留日学生含悲茹愤，忍辱负重。

“九·一八”以后，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留日学生处境更趋艰难，时受日本当局无故逮捕，横加压迫；日本民众由于受政府的蒙蔽，对留日学生也深怀嫉视。留日学生外受日本军阀的压迫，内感国土的沦丧，悲愤填膺，心急如焚，深感留非其地！留非其时！长年的忍辱负重，顿时化作满腔愤火喷涌而出。其结果乃是数千留日学生集体归国。

近代负笈欧美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不如留日学生那样遭受压迫，但弱国孑民的屈辱同样感受深切。闻一多在其早年的《留美书简》中亦血亦泪地写道：“留学之苦若非过来人孰知之？作中国人之苦若非留学孰知之？”“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

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和中西文化的差异，留学生负笈海外，形成一种独特的心态。对留学生而言，先进的文化同时又是侵略者的文化，既要学习又要反抗，“师夷”又要“制夷”，使近代中国留学生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炎黄子孙的民族尊严感与弱国孑民的屈辱感，始终交集着近代中国留学生的心。可以说，“屈辱”是近代留学生为中国历史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正由于付出了屈辱的代价，其民族情感更执著，历史使命感更强烈。

1937年8月，最先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他们在成立宣言中称：“亲爱的全国同胞，我们这一群，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当我们脚尖踏上黄浦滩头的时候，我们悲喜交集地欢幸。可回到我们的祖国了，但第一印象，却不禁诧异：市面为什么这样平静？民气为什么松弛……”。

他们在诧异之余，深感宣传组织民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回国伊始，即组织宣传队、募捐队，担负起灌输民众战时常识和募捐慰劳前线杀敌将士的任务。按说，留学生出国多年，一旦踏上国土，思乡之情尤甚；然而大多数留学生归国后，不是急于同家人团聚，而是奔赴救国第一线。他们在归国宣言中写道：“我们回国并不是贪生怕死，想息影家园，我们的回国是完全为了祖国。我们将踊跃地参加前方或后方的实际救亡工作”。

数千名回国留日学生，除少数学业未竟的学生入国内学校续读外，多数参加了战时服务。其中主要从事宣传、教育、研究和技术工作。他们留日日久，熟悉敌情，而且日文均多娴熟，故在抗日宣传方面一展所长。尤其是抗战初期，创办刊物，发表论文，举办各种讲演、讲座，分析日本侵华原因、战略和策略，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军备以至民情，颇为深切。

军、工、理、医等专业的留学生在国难期间尤为各方所急需。他们不仅专业功底深，而且有的早在国外留学时已注意研习与战争相关的学科，如军事工程、战时利器、战时医药卫生和战时燃料等。因此回国后，在科研设备和原料奇缺的情况下，仍作出了相当的成绩。

回国留学生进入教育界者也不少。抗战突发，国内大部分高校从沿海内迁西南。因交通工具非常缺乏，平沪各地的大学教授许多没有能够逃去，尤其年岁已高，或儿女成群的，更不能作战时千里转徙流离之计。在这种情况下，归国留学生正好弥补空缺，甚至有所壮大，从而充实了国难期间的高校师资队伍，使战时中国教育在大后方弦歌不绝。

象西南联大数学系的12名教授中，新从国外留学、讲学归来的至少可以举出三人：陈省身、华罗庚、许宝禄。他们归国的时间分别为1937年8月，1938年和1940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中，王竹溪、霍秉权、张文裕是1938年由英回国，马仕骏是1941年初由英回国。杨振宁、李政道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当年均出自他们的门下。

归国留学生中，除大部分往大后方外，也有少量转赴延安。抗战初期，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其中就有回国留学生。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副院长（后任院长）便是新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有机化工博士陈康白；教育处长屈伯川也是一位留德博士；总务处长杨作材则是留日归国学生。

此外，到延安的归国留学生中，还有现代作家和诗人柯仲平、田间、高长虹、雷加、藏文远，著名版画家刘岘，女剧作家颜一烟，经济学家丁日初等。当然，这些归国留学生成为“某某家”，是其回国以后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也说明这批留学生不仅在国难期间贡献非凡，其影响甚至波及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国难期间归国的留学生中，后来卓有成就者（以载入名人辞典为准）不下300人。其中有文学家钱钟书、语言学家吕叔湘、美学家蔡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