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人才的流与留：人才政策也需“有形之手”

在上海，和人才有关的研讨会永远嫌时间不够。

“留学生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化人才？答案是否定的，虽说留学 (微博) 的经历对造就一个国际化人才的确帮助很大，但不是必要条件。”在近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研讨会上，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合伙人、海归人士赵久苏，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旅美求学经历而将留学神化。

这番出自一个归国留学生视角的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之为国际化人才？上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既保证人才的流动又让上海留住人才？归根到底，什么是人才？怎样才能培养出并留住人才？当人才的“流”与“留”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常态，上海如何能借助这股潮流的力量，顺势冲上更高点？

在对这些困惑的争论中，上海未来的人才发展战略逐渐清晰。

反思中国高教

打破“围墙里的教学”迫在眉睫

在准备这篇题为《一个归国留学生的视角》的发言稿时，赵久苏回溯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年：1984年底，即将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赵久苏，由于成绩优异被学校选中留校任职，而当时他提出的唯一条件便是出国深造。很快，美国杜克大学来沪招生，通过层层面试，赵久苏终于获得了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他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的一员。1985年，怀揣着从母校复旦大学借来的100美元，赵久苏踏上了赴美学习的征程。

赵久苏当年那种渴望了解更广阔世界的热情,如今仍然在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心中激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赴异国求学，甚至出现高中生大出走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频频被质疑内容滞后，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使得不少家长和学生们都认为只有去海外留学方能成就一名“国际化人才”。大量优质生源的流失已经成为国内高校不可回避的尴尬。

在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看来，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这种尴尬，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意味：“目前高校教育没有完全结合就业市场的需求。什么专业流行，学校就大量开设该专业，并未对今后几年市场或缺的专业做一个仔细的调查和研究。”沈晓明认为，这种“围墙”内的教学，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与欧美高等教育体系相比，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考定终身”也让众多考生望而却步，而申请美国高校，除了看SAT成绩，更要看高中阶段的成绩。一旦进入美国高等学府，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就连伯克利这样的名校，每年的淘汰率也在10%左右。而中国高校的教育“严进宽出”，让学生和老师丧失了对知识探究的激情，在大学4年中也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

沈晓明指出，高等教育教不出高等人才，甚至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中等人才，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中国高校。他表示，目前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批评多、支持少，很多企业一边抱怨新进的大学生动手能力差，而自身又缺乏承担高等教育实习任务的义务，这些都导致了高等教育中实践环节的缺失，除了医学专业外，在一些工科类、实践性强的专业中，学生大量缺少正规企业的支持。沈晓明呼吁，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做高等教育的参与者。

留学生≠国际化人才

“洋墨水”如何与中国“水土相服”

在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既有本土大学毕业生也有留学生，赵久苏用“土鳖”和“洋墨水"来形容两派之间的摩擦。前者是从小接受中国教育和大陆法系的学生，他们认为，留学生不懂中国，做事情也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后者则认为，本土大学生墨守陈规，英语不流利，也没开过眼界，根本就是个“土老帽”。“在我看来，他们都各自夸大了自身的强项，对对方的理解存在偏颇，特别是一些留学生，虽然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但还只是‘半杯水’，在准备一些材料时，你经常会发现，他们的英语书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中文写东西经常也有“西化”的倾向。”

在论坛上，赵久苏提出，留学生≠国际化人才。他认为，具有留学背景只是具备国际化人才的一个条件而已。很多学生回来后，找工作都觉得“水土不服”，困惑于无法施展在海外学到的才能，殊不知任何经验都不是能一一照搬的。能够很好地将学到的知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是关键，例如：大众点评网创始人张涛 ，以及携程旅行网创始人梁建章，他们都是海归，学习海外先进理念的同时不忘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了成功的创业经历。还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加入自己的创新，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称之为国际化人才。

虽然从留学开始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案例无数，但赵久苏依然坚持，那不是必备条件。他举出世界粮食之父袁隆平的例子，他没有留学背景，却在2006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有人这么评论他的成就，袁隆平在占世界7%的土地上养活了占世界1/4还多的人口。这个毕业于中国农学院的农学家在个人所擅长的领域苦心钻研，以“杂交水稻之父”让世界认识了他的名字。“如果把袁隆平称之为国际化人才，一点不为过。” 赵久苏说。

在工作中，赵久苏也率先打破外资律所唯洋学历是尊的风气。通常在外资的律师事务所，没有海外的留学背景和律师执照是不可以担任律师或者合伙人的。但在一个北京小伙子身上，赵久苏发现了他的才能，他的专业性、思维和做事情的方法都远远超越很多留学生。赵久苏破格聘用他为众达的律师，这次破格提拔鼓舞了事务所里其他的本土大学生，作为世界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众达成为开先例者。

人才政策也需“有形之手”

为流动人才系上“上海情结”

今年高考(微博)报名人数创下历史新低。在上海，像上外附中这样的名校，应届生放弃国内高考赴海外深造的比例已经高达80%以上，这对于上海培养“后备力量”来说，好比釜底抽薪。

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李企业对这一现象表现坦然，他说“新加坡也有同样的问题，最好的学生会首选去美国或者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其次才是留在新加坡。所以，如何填补流失的人才，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所要思考的。我们不会阻挡这些优等生的外流，但同时新加坡也大量吸收国外的优等生，大学经费占政府总预算的比例不断提高，从1975年10%、1995年15.1%到2010年的24%，将来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在这个提高的比重中，也包括了提升教育工作者的薪资待遇。

据介绍，新加坡政府将各所大学的发展目标定位为世界级研究型大学，并立志使新加坡成为全球教育中心。“今天，在新加坡很多年轻的部长级领导都是中国的移民。对我们来说，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才留在新加坡就是成功的。而另外的三分之二就算离开了新加坡，但他们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受这里的教育培养，会有新加坡情结，当他们创业和投资时，我相信他们仍然会想到新加坡，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李企业认为，如果上海能为每一个离开的人才系上一个“上海情结”，未来上海仍可受惠于这些流动的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不会过多地去抱怨人才的流失。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留住移民人才的政策，例如，在1997年设立的亚洲创新奖，奖励具有杰出研发成果的公司和个人。一年一度颁发此奖不仅鼓励创新，也提升了新加坡对创新人才支持认可的国际知名度；2009年，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设立“总统科技奖”，激励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科研人员，为此，新加坡国家科学院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励35岁以下具有潜力取得世界级科研成果的青年科学家。不仅如此，科技研究局还通过设立各类奖学金及其他奖励机制，激励本国年轻人投身科研，以成为帮助国家未来发展可依赖的栋梁之才。

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为新加坡留住人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和保证。因为考虑到在大学阶段培养人才时，人的世界观已经形成，所以新加坡近年来对高中、初中，甚至是小学中实施长期的人才培养计划，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移民人群。

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由大量移民组成的国家，所以其开放度不亚于美国，李企业透露：“在我院70多位教授中只有3位是新加坡人，其他都是外来移民，新加坡对于外来人才的接纳度是非常高的。”

人才政策宜宽不宜窄

用“上海梦”留住有用人才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过，美籍华人、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是“美国梦”的典型代表。何谓美国梦？在很多年轻一代的人看来，在美国，不需要你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只要你有真才实学，那里会为你提供成功的最好途径。上海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无论是千人计划，还是建立张江高科技园，为高科技人才提供一个好的生活就业环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留住人才。如果不能为人才排除客观制约，提供好的环境，为其提供成功的捷径，那人才流失的问题会愈演愈烈。

在一项调查中，上海留住人才的排名世界第33位，出国留学和移民的人群每年呈现增长的趋势。赵久苏认为，目前国内学生又一轮留学热首先表明了家长们有了经济能力、学生具有赴海外学习的求知欲，这是提升自身发展潜能的很好途径。但与此同时，大量人才的加速外流折射出了上海在某些机制上的缺失。他提议，政府应当起协调和帮助作用，为一些有业绩的人才提供物化的氛围，予以某种形式的奖励，或者提供更好的环境，也为人才提供一个“上海梦”。如果没有“上海梦”作为支撑，而是一味追求高薪，那么上海想留住人才就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与竞争。

会上，有学者提问何谓“上海梦”，赵久苏用“公平”两个字来作答。确实能够排除一些客观环境的干扰，为人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尤为重要。赵久苏回忆说，“1988年，我从美国杜克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由于当时中美双方的双边协定，我去美时拿的是J1的签证，也就是说我从杜克大学毕业后必须先返回中国，那就意味着我与美国学生一样读了3年的博士，并不能像其他美国同学那样有机会通过在美找工作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后来，通过与杜克大学法学院协商，我们终于能在美国参加律师执照考试，并能有机会在美国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尽管3年后，有着中国情结的我还是回到了香港工作，但至少美国杜克大学接受了我们的提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公平的环境。综观目前上海的政策，户口问题成为了很多外来人才心中的痛。就拿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举例，他们到公检法司工作，就可以解决上海户口，但是如果就职于外资律所就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在我看来，这是不公平的，这并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与留用。”

其实，上海对于引进和留出人才的方面已有一些举措，例如：2011年11月上海正式启动实施地方“千人计划”，首批共有160位高层次人才入选。2012年2月，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专门开启了“上海建设国际化人才高地大家谈”栏目，征集各类政策建议、理论思考、工作案例等。但对于人才引进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左学金提出，上海应改变比较狭窄的人才政策，形成包容性更大的“大人才”的政策思路。不仅是高端人才，也包括目前那些还没有“成才”的，但是具备未来成为高端人才有潜力的青年人，不仅是科技人才，也包括公司管理和企业家等各类人才；不仅是来源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才，也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才。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马云在成名之前，曾经提出“上海为什么留不住人才”的问题。其实，现行覆盖面较窄的人才政策形成对中等人才的“挤压”，上海的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包括如当年马云那样的学历不甚耀眼，但却富有创新思维和实践精神的创业人才，大多数无法达到政府设定的硬性指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包括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无法满足其基本的要求，所以流动率非常高，许多人流向了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所以，一个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应该建立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充分开放的基础上，而不应受制于一个过度规制的劳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