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清华是我的摇篮”

题记：王淦昌（1908-1998），江苏常熟人，两弹一星元勋，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于1925年至1929年就读于清华物理系。本文节选并改编自经他口述、李瑞芝整理的文章《我的摇篮》，记述了王淦昌先生对清华求学期间一些小事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到他对母校深厚的感情。

一九二五年我被录取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第一届学生，我高兴极了，从上海抱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北京。那年我刚满十八岁。踏入清华大学校园，首先看到的是那桐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那时候的清华大学，校园没有现在大，大约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

学校周围是宽阔的庄稼地和乡村农舍，清华大学巍然矗立其中，有如鹤立鸡群，非常突出。清华校园绿草如茵，树木葱翠，五颜六色的、我说不出名字的花儿，围绕在各种建筑物的四周，那活泼舒适的体育馆，精致幽雅的图书馆，宏伟壮观的大礼堂，严肃坚固的科学馆，更是令我神往。

进了清华，第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是陶葆楷同学给我的帮助。他比我大一二岁，比我早几年进校，他时常对我说：“我们将来都要离开学校的，无论是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在某单位、某部门工作，除了有丰富的学识之外，还要有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才能把你的思想、你的知识更有效地传播给别人。”他鼓励我学讲演。最糟糕的是我在中学时只爱好数学，不注重国文的学习，不知讲演稿怎么写，他耐心地教我，教我如何做笔记，如何写稿子，如何讲演。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摸到了“门”。后来我能够比较流畅地写学术论文，写讲义，在给学生讲课或和同事们交谈时，常爱带几分幽默，这都与他当年对我的帮助分不开。

在第一年普通课程的学习中，最使我入迷的是化学课。我在中学时从没接触过化学试验，而在清华大学的化学试验室里，各种各样的试验设备和试剂使我眼花缭乱，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喜欢，对各种化学反应都有非常高的兴趣．进了试验室我总是认真地、尽可能多地做各种试验，做着做着就忘了时间，常常要有人提醒我或赶我离开试验室时，我才会感觉到肚子饿了，赶快到食堂去找点什么充充饥。

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课，叶企孙教授在大课堂上给我们做物理实验，表演伯努利（Bernoulli）原理，即将豌豆放在一个很小的、带有管子的漏斗型上，从管子那头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掉不下来，也没被吹的气冲走。他要学生们解释这是什么现象，我想了想，解释了这个问题，叶教授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理解问题清晰准确。自这以后，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上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我原来是想学化学的，可是在一年后，在叶企孙教授的影响下，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了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一九二八年，我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这时吴有训教授应聘来清华物理系主持近代物理课程。他在教学中尤其重视物理实验，给我们介绍和剖释了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实验及其结论，特别注重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使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之上。

吴有训教授还手把手地教我做实验。那是一九二九年冬天，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他给我确定了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吴教授和我一起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到学校甚至到市场上挑选仪器设备，教我做实验的方法。于是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开始，我每天上午九时前将六米长、直径零点五毫米的裸铜线水平地架到实验室外五米高的空中，用蜡杆使它绝缘，用静电机使导线具有负三千伏的电势。裸铜线架在空中，直到上午十一时，然后仔细地把它绕在一个线框上。在静电机停止工作二分钟后，把线框放入金叶验电器的绝缘箱内，通过显微镜读出金叶的放电率，同时记录下该天上午的大气压、风速与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气温。

这个实验如果是在夏天倒没有什么困难，最多出点汗，遇到雨天挨点浇罢了；可这是在冬天，整个实验都是在冬天做的，那时候北京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要冷，我要在冰天雪地的室外每天重复进行架线、绕线、观测气象的劳动，遇上恶劣天气更是糟糕。记得有一次刮大风，裸铜线刚刚架上去就给大风刮倒了，但实验还是要做呀！我又重架，反复与大风搏斗了三次才算架牢，弄得我筋疲力尽，双手都冻僵了，回到室内像针刺一样疼痛。

就这样持续做了六个月，收集到了完整的数据和大气放射性的平均值与最高值的按月的变化，得出了结论，写出了论文。过了若干年，我自己当了教授时，才深刻理解到原来吴有训教授让我做这个题目的目的，除了要透彻研究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要锻炼和培养他的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和耐心，即使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实验也不能间断。

1930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那里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